【PR】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特征剖析

Original 2017-04-19 王旭万艳华等 规划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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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美国富布莱特访问学者王旭，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万艳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研究生，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宋皓杰，现任职于武汉联投置业产品中心宋子龙在《规划师》2017年第2期撰文，根据新马克思主义中资本积累的相关理论，分析我国传统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中的主体关系，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化的本质特征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GDP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与资本利益耦合，形成“增长联盟”，为了快速积累资本、减少耗散，地方政府通过权威和既有的制度极化资本配置，而忽视了公民的需求(生存权、生产权和生活权)。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本质上是公民权力的回归。这是公民主动“斗争”的结果，也是在特定的内外部环境下权力和资本实现“再生产”的一种新陈代谢。然而，权力结构的调整将改变资本配置和积累的模式，资本将迎来“扩散”。新型城镇化要同时考虑“分配”和“出路”的问题，做到平衡发展，避免矫枉过正。

[ 关键词 ] 新型城镇化；资本积累；公民；权力；政治经济学

[ 文章编号]1006-0022(2017)02-0110-07

[ 中图分类号]TU981　

[ 文献标识码]A

[ 引文格式]王旭，万艳华，宋皓杰，等．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特征剖析 [J]．规划师，2017(2)：110-116．

一城镇化与新马克思主义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诸多要素(包括人口、土地、空间、产业、制度、文化、政府和全球化等)，可以划分为内部的和外部的、直观的和抽象的、主体的和客体的要素。学者们往往侧重于某一方面进行深化研究，如流动人口、土地财政、农地流转及“ 城中村”(半城市化)等；或基于时间维度对城镇化进行阶段划分，或研究特定地域的城镇化(如苏南、温州、珠三角等)。成果非常丰富，难以一一罗列。相对来说，对于城镇化主体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研究不足。

客体的特征往往是由主体引起的，如果能厘清主体之间的关系，便可以更好地把握城镇化的全貌。部分学者对主体(政府、市场、个人)与城镇化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如外向型(外资)城镇化(Exourbanization)、自下而上的城镇化 (Urbanization from Below) 、自上而下的城镇化(Urbanization from Above)、自发型城镇化(Spontaneous Urbanization)和政府推动型城镇化(State-sponsored Urbanization)。这些研究侧重于某一主体对城镇化的作用，而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是否有变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城镇化模式的选择本质上是资本积累模式的选择。那么，谁在主导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又为谁服务？这成为理解城镇化的关键。新马克思主义强调从结构的层面深刻分析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它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扬弃，将地理(空间)要素纳入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解释社会经济系统以及运行的地理条件、过程与结果。对于正从“空间城镇化”过渡到“人口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中国，新马克思主义具有较强的解释力。Lefebvre提出空间的政治经济内涵，认为：空间不是中性、客观的科学对象，也不是物质性的器皿，而是带有目的和意图被生产出来的，它是利益争夺的焦点。他提出了空间的“三元辩证法”，包括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那么，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空间便拥有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Castells提出“集体消费”理论，认为集体消费是城市的主要功能，现代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集体消费，并且空间是重要的集体消费品。在Lefebvre 和Castells的影响下，Harvey强调空间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将“空间”置于“资本积累”的过程，提出“资本循环理论”(Capital Circuits)(图1)。为了追求超额利润(Excessive Profits)，资本容易陷入过度积累的危机(Overaccumulation Crisis)；为了缓解危机，资本便从第一循环(工厂生产)进入第二循环(物质空间生产)和第三循环(集体消费和科研) 。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时间延迟和空间扩张来缓解危机，即“时空修复”(Spatial-temporal Fix)。空间的资本化成为资本循环的重要环节，这便意味着：谁能取得空间的支配权，谁就能取得社会的主导权。Foucault则从微观的角度论述了空间的“统治技术”(Governmentality)，认为空间可以监视(Monitor)和规训(Discipline)空间中的个体。20 世纪初，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的郊区化由技术(汽车和铁路)推动；然而，Gottdiener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资本家为了实行更好的社会控制，将工人与动乱隔离开来，从而推动了早期的郊区化。Feagin和Parker也得出政府、资本家与市民的博弈是城市空间演变的根本原因。空间既是斗争的场所，也是斗争的目标与工具。

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城镇化具有较强解释力。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减少了对地方的直接干预，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将它视为外生要素(常量)，为城镇化提供制度框架，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变化。下文统一使用权力(地方政府)、资本(市场)、公民 ( 社会 )，特殊说明除外。

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的本质特征

伴随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分权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加独立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推动了以“空间拓张”为主要特征的快速城镇化。

（一）权力的“人格化”

在中国，虽然市场化让资本拥有更多的“自由”，但如Ma和Shen所说，政府在国家的方方面面(如城镇化)中仍处于核心地位。如果中央政府是常量，那么理解“权力”(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是认知中国城镇化的关键。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将“经济人”假设引入政治领域，认为权力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很难充分体现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的制定往往也是基于特殊官僚机构或集团的利益诉求。许多学者也认为，在中国语境下，“人格化”(Anthropomorphize)仍是分析权力的前提，因为权力也有自己的行为动机、利益诉求。

（二） GDP 崇拜下权力与资本的联盟

由于分权化，“人格化”的权力表现出“企业化”的特征。权力与资本一样，具有过度积累的冲动；但它的主要目标是积累“政治资本”，权力的“合法性”才能得到肯定，权力的主体(官员)才能获得晋升。在“GDP崇拜”的考核体制下，权力的政治资本主要通过以GDP为核心的经济指标得到体现，政治资本的积累和经济资本的积累“耦合”起来，权力和资本便形成增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资本积累成为权力和资本共同的目标，形成了以GDP为核心的“资本快速积累”的城镇化模式。正如Goldhammer所说，权力与资本已经建立了秘密的保护结构，已经很难说谁决定谁了。

（三）城镇化资本积累模式的极化

在“全能型”政府的语境下，中国的资本并不拘泥于自我过度积累的冲动，而是权力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决定着资本的配置和积累模式。1978年之前，为实现高积累的重工业化，国家对资本进行极化配置，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央政府一方面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促进资本向重工业聚集；另一方面通过制度设计(户籍制度)，保持城市最低限度的人口，并极力压缩城市消费，从而减少资本支出。20 世纪90年代后，经过长时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中央减少了对地方的直接干预，地方政府成为城市的直接管理者，资本配置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赵杰将这一时期的城镇化概括为：空间生产对工业生产进行“挤压”，工业生产对农业生产进行“挤压”。空间生产是这一时期城镇化的主要特征，那么空间究竟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

出于国家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土地的“初始信用”带来的财富成为中国城镇化的启动资本。权力通过建设基础服务设施，拉动空间生产(生产型空间和消费型空间)，吸引资本，从而实现GDP持续增长和政治资本的积累。虽然生产型空间(工业用地)的生产获利较少，但它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通过较低的成本，吸引投资，刺激第一循环(工业生产)，带来税收和GDP增长；另一方面，工业生产将带来大量就业人口，将促进消费型空间(商业和居住空间)的生产与消费，从而获得补贴(以地养地)。空间生产过程本身就是创造GDP和体现政绩的重要方式。为了积累的“持续性”，权力必须保障有足够的资本投入到下一轮循环之中，需要减少“资本耗散”。权力通过对空间生产的垄断，压低征地支出(土地红利)，并阻止资本流入三次循环(福利和消费部分)。由于我国为外向型经济，劳动力过剩，这部分投资在短期来看是相对无效的(人口红利)，从而造成了农民的“半城市化” ；并且，随着工资和住房制度的改革，普通市民的福利也在被压缩，从而形成了较大的贫富差距(图2)。因此，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为了实现持续的积累，权力极化资本配置，大大压缩了公民的“生活权”。

公民的需求被压缩，不仅体现在二次和三次循环中，也体现在一次循环中。由于劳动力过剩，形成“买家市场”，劳动力在与资本谈判(Bargain)的过程中处于劣势，公民的“生产权”(包括工资、福利保障等)不可避免地被压缩；富士康的“十三连跳”就是有力的佐证。再者，由于公民的环保意识薄弱，大量低端制造企业将环境污染的成本“外部化”，公民为其支付成本，“生存权”被压缩。在压缩公民“生存权”和“生产权”的过程中，资本依附于权力的保护，而这种依附的基础就是“利益的捆绑”。

因此，这一时期的城镇化是以权力为核心、以资本为依托、以空间为主线来推进的。资本和权力形成联盟，极化资本的配置(图3)，减少耗散，对公民的“生活权”“生存权”“生产权”进行压缩，具体体现为“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环境红利”，从而实现资本的快速增值和积累。

三 中国城镇化的危机——空间生产的过剩与空间权的争夺

空间矛盾是社会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既然这一时期的城镇化以空间为核心，那么城镇化的危机也必然从这最核心的部分扩散开来。

（一）空间生产的过剩

近年来，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面临着全球经济危机和东南亚国家的竞争，过度投资一次循环，会导致过度生产的危机，资本面临“贬值”的风险。然而，在快速城镇化和土地稀缺的双重背景下，空间生产利润巨大，一次循环中过剩的资本快速流入二次循环以实现增值，如海尔、海信与雅戈尔等制造业巨头纷纷进军房地产(图4)。空间必须通过有效的消费才能转换成资本增量，进入下一轮的循环中，体现为城市土地、基础设施、厂房、住房与商业办公楼等的购买和使用；否则，这部分商品就会面临贬值和泡沫化的风险。目前，我国工业用地占比近半(40%～50%)，使用粗放，造成“三次浪费”；基建投资过度超前，2012年183个机场的吞吐量未达到规划预期，有134个机场出现亏损；商品房更是“泡沫化”严重， 2015年4月70个大、中城市中有69个城市的住房价格同比下降，部分城市更是沦为“鬼城”。资本亟需新的投资途径来缓解空间过度生产带来的危机。

（二）空间权的争夺

由于我国的土地所有制，权力垄断着空间生产，控制着空间利益的分配，公民不会完全遵循(Not Conform)空间背后的权力安排。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空间矛盾逐步激化。如我国经济学家周其仁所说，当农民醒来，冲突就明显了。根据笔者调研，呼和浩特市近郊区农民对空间权的争夺尤为激烈。当地农民为了增加拆迁赔偿，在耕地上“种房子”，更有甚者将耕地租给“公司”来种，共同分享高额补偿(图5)。为了维护“权威”，也为了保护资本积累的“机器”，政府推行强拆，与城郊农民产生极大冲突，并造成流血事件(表1)，该现象在其他城市(如贵阳、武汉等)也很常见。从本质上讲，“种房子”是公民对权力和资本空间利益独占的反抗，这种反抗会导致空间生产和维稳的成本升高，也会带来潜在的社会和政治风险 ( 表 2)。

四 城镇化的倒逼机制——公民权力的回归

“空间化”的社会矛盾只是城镇化“倒逼”机制中的一部分。公民权力的回归是方方面面的，包括生存权、生活权和生产权，它将破坏曾经以资本和权力为主体、以“积累”为目的的资本配置模式。公民权力的获取可能要通过主动斗争而来，也可能是资本与权力的主动让渡，下文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

生存权 ( 资源环境 )

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处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的底端，从事着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产业，这种粗放型的发展对我国的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特别是近年来雾霾频频席卷全国。2013 年，雾霾波及 100 多个大中型城市，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29.9 天，创 52 年来之最。公民的环保意识高涨，并对权力的合法性(包括中央)产生质疑，“倒逼”着权力关注环境治理。并且，由于耕地不断被侵占，全国的粮食产量受到较大的制约，部分省份粮食产量已经低于临界值，需要购买其他地区的粮食。2006 年国家划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制约着城市空间的粗放扩张。

（二）

生活权 ( 社会福利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同时，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长率达到9.8%，2014年人均GDP约7600美元，国内市场快速膨胀，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将从“外需导向”转变为“内需导向” 。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是扩大内需的有效方式；资本将会流入三次循环中，消化生产过剩的工业品和空间。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2010) 的研究，每年 2000 万农民工的城镇化需要投入２万亿的资金；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消费成为拉动内需和新一轮资本循环的关键，这也是目前新型城镇化的主要论调。从这个维度看，资本的进一步积累才是目的，“人”仅仅是一种手段。再者，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城乡差距扩大，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三）

生产权 ( 劳工待遇 )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廉价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根据刘易斯模型，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由于劳动力的过剩造成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要做到“以人为本”，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市场规律的。然而，当下劳动力开始短缺，刘易斯模型中第一个拐点已经来临，劳动力市场将从“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将会有显著提升。为了促进产业发展、吸引劳动力，企业不得不提高薪酬待遇，提供培训和居住等服务，公民的利益自然会得到保障，从而分享城镇化的红利。并且，随着公民意识的提高，工人开始联合起来，维护自身权益，出现了“新罢工潮”。

五新常态下的中国新型城镇化——从极化到平衡

公民权力的回归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排除公民的传统城镇化难以为继，新型权力结构下的城镇化将是一种多主体、多维度的发展模式。

（一）“压缩城镇化”与公民的“倒逼”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二三百年的城镇化历程，它不仅表现为时间的高度“压缩”和独特的“压缩”环境(社会、文化、经济、环境和国际环境等)，同时也是主体(权力、资本和公民)之间权力的“压缩”。在GDP崇拜的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和资本便形成联盟，形成了“资本快速积累”的城镇化模式。权力为资本积累创造条件，资本为权力巩固基础。为了实现资本极化配置、减少耗散，公民的生活权、生产权和生存权被一一压缩。

然而，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改变，久违的公民回到舞台，社会关系的改变导致以地方政府和资本为核心的“积累机器”难以维系。国际市场的萎缩和空间生产的过剩使公民成为拉动内需的关键。我国劳动力逐渐短缺，为了实现再生产，资本也让渡更多的权力。国际环保压力和环境污染的加剧使权力更加关注公民的生存环境。并且，随着耕地的持续减少，国家也开始关注粮食安全，限制城市空间的粗放扩张。更为重要的是，公民意识逐渐觉醒，通过“斗争”来维护自身的生活权、生产权和生存权(图6)。因此，公民的“倒逼”一方面可以视为一种权力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在特定环境下，权力和资本为了“再生产”而进行的自我调整与新陈代谢；这也是“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逻辑。

（二）多主体、多维度平衡发展的新型城镇化

公民的“倒逼”使以资本和权力为核心的“压缩城市化”逐步解体，通过特定制度和权力形成的资本极化配置也将瓦解，资本将迎来“扩散”，从一次循环和二次循环“扩散”到三次循环，从极化积累“扩散”到广大公民。权力、资本和公民并不能独自完成这个过程，中央政府(上文设定的外部常量)将加入这一轮的新陈代谢中来(顶层设计)，如废除极化资本配置的制度工具(土地和户籍制度)，瓦解地方政府与资本结盟的基础(以GDP论英雄的考核制度)。如今已有 70 个县、市试点取消 GDP 考核机制。从“主体”这一视角看，新型城镇化正是我国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的标志。不同主体对应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如权力倾向于政治，资本倾向于经济，而公民则是多维度的(生态、社会、经济和政治)。新型城镇化其实是“主体”和“主体利益”的“平衡”与“协调”(图7)。它之所以被称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只是对过去忽视“人”的传统城镇化进行补课罢了。

六结语：“分好蛋糕”还是“做大蛋糕”？

正如习近平所说，两个“30年”互不否定。同样，也不能用“新型城镇化”否定“传统的城镇化”。强调“积累”和“资本极化配置”的传统城镇化是在当时资本稀缺的条件下实现城市原始积累的有效途径，也造就了“中国奇迹”。不过，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公民重新回到舞台，并获得了更多的权力，造成资本配置模式的改变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固然，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但在考虑“分好蛋糕”的同时也应考虑“做大蛋糕”。正如贺雪峰所说，集体消费和劳工薪酬的提高虽然可以拉动内需，但这种高成本的城镇化是以“低端制造”为基础的中国难以承受的。政府应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如过度福利化)，避免形成新一轮的债务危机。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还是要改变国家支柱产业，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低附加值”部分升级到“高附加值”部分，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将大量资本投入到科技研发中。然而，资本的总量是有限的，过度地强调“福利”“赔偿”“消费”，会带来资本的耗散。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国家除了考虑“人”(分蛋糕)的问题，也应关注“出路”(做大蛋糕)的问题，做到平衡发展，避免矫枉过正。